摘要:

本文为《中国摄影家》杂志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

金伯宏近照
金伯宏近照

《回音壁》 金伯宏 1975年摄
《回音壁》 金伯宏 1975年摄

《5.1.2.3.4超生》 金伯宏1975年摄
《5.1.2.3.4超生》 金伯宏1975年摄

1947年 上海出生,上世纪60年代开始自学摄影
1972年 入故宫博物院摄影室从事文物摄影
1974年 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
1976年 入《人民中国》杂志任摄影记者
1978年 参与创办“四月影会”,并连续3年参加“四月影会”摄影展
1980年 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1981年 赴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师从凯侬.卡博先生学习摄影
1984-1989年 在美国从事工业摄影.并加入“美国工业摄影学会”
1990年 回国大量摄影作品在国内外超过300家报纸杂志发表 ,摄影专题报导曾经在美国、台湾及香港和内地等包括“人民日报”、“北京晚报”、“中国时报”、“中国摄影报”等连载,在美国两次举办个人摄影展,出版大型摄影及文字报道专著有“丝绸之路”、 “沿着马可波罗足迹”、 “一个中国摄影家在美国”等。

这是2009年10月在北京798艺术中心《映画廊》举办的纪念《四月影会》创办30周年《同年》邀请展上金伯宏为自已展区所写的个人简介。其实,以我所知道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是远远不能用以上几句话所能涵盖的,写部长篇小说也许更精彩。但这部大作也许只有通过他自已的艰辛努力才能去完成,因为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体验最深。

但我还是想把我所了解的金伯宏故事讲给大家听,尽管这只是个人的一些观点,难免带有片面性和个人感情色彩。

我和金伯宏初次接触还是在1979年创办《四月影会》时期,为了办好第一囬《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大家常在王志平东四3条的小屋中议事,有几次和金伯宏相见,那时他并不多言,很少和一般人主动讲活,但他经常能提出一些很不一般的见解,故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位十分聪慧但性格清髙的人,我这种看法也曾向李晓斌谈过,晓斌向我介绍说:“金伯宏可不是一般人物,只有他看上的人物才搭理……片子拍的很不错……我们关系很好,都管他叫“金少爷”……”。听了晓斌的介绍,印证了我的结论,故那时也很少去主动“打扰”他。

 金伯宏片子拍的确实很有特色,在那个刚刚结束了文革的时代,艺术还完全处在政治的束缚之下,“社会纪实”的概念还未生成,反映普通市民平淡生活更认为是“资产阶级小情调”,但金伯宏的几幅从平民生活中抓拍到的日常生活景象却在《自然.社会.人》第一届的展出中得到强烈的反响,他对瞬间的敏感和把握,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认识被大家认可,获得一致好评。特别是由王立平用音乐符号邦助命名的《5-1.2.3.4》,更是被很多媒体争相刊登介绍。但我却一直认为他那幅《回音壁》更有历史深度,天坛在文革中长期关闭,封闭社会赋予“回音壁”造成的简单物理现象一种神圣感。每次看到那俩位躲在墙脚下侧耳静听的老人,我总为她们的虔诚所感动,让我觉得她们是在用心试图呤听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回音,并对历史的未来寄托着无限的期盼。《回音壁》一反传统的构图法则,大胆利用画面的空白,又在右上方摄取一段墙瓦做为环境的交代并实现作品构图的整体均衡,真叫人越品越有滋味,以至于我现在每次给学摄影的人讲课时,都要用这幅作品当做最典型的笵例。

金伯宏的这些文革后创作的纪实作品,把摄影从文革中完全为政治服务的极左思潮中拉回到反映普通民众、回到关注身边日常真实的生活中来,让参观者恍然大悟—原来摄影离我们百姓普通生活距离竟这么近!

在十年文革动乱其间,金伯宏的父母从运动一开始就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只按每人伙食费15元标准发放生活费。当时靠父母为生的金伯宏可想生活也十分艰难,但他竟省吃简用,竟然购买了一台真正属于自已的照相机。直到1971年文革发展到终于进入落实干部政策阶段,他的父母才被解除了监禁,先后从干校回家。

1972年金伯宏到故宫博物院从事文物镊影工作,1974年又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当时叫“五.七艺术大学”)学习新闻摄影,1976年被调入“人民中国”杂志担任摄影记者。金伯宏的纪实观念和拍摄风格的形成,应该说和他曾经在《人民中国》担任摄影记者的经历分不开。《人民中国》是一本对外宣传杂志,一贯主张要想让国外友人相信你刊登的照片是真实的,就必须要求摄影记者严格采取纪实抓拍的手段,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如此,《人民中国》在有意无意间为我国摄影界培养了一批忠于采用纪实手法创作的出色摄影家,如金伯宏、沈延太、翁乃强、刘世昭等人。而金伯宏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记实,细细品味的话就会发现他作品世态万象后面蕴藏着一种幽默感。林语堂:“幽默是一种心态。不仅如此,它也是一种见解,一种看待生命的方式。”老舍说:“幽默所谓特具的心态就是‘笑的哲人’的心态:和颜悦色,心宽气朗,怀揣善意,富有同情心。”经过文革磨难的他用一种反讽的方法表现自己的世界观。

金伯宏是一位永不滿足于现状的追求者,1981年《四月影会》第三回《自然.社会.人》摄影艺术展刚刚结束,他竟自费赴美国留学去了。在纽约他获得凯纳.卡博亲自批准的全额奖学金,进入为记念其兄著名摄影家罗伯特.卡博而成立的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学习,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完成正规摄影教育的国内摄影家。

完成两年学业后他在美国从事工业广告摄影,据说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工作室,生活的不错。但他并没有忘记中国和他钟情的记实摄影,1985年经过他的牵线搭桥和参与,美国马可波罗基金会和中国新闻社共同完成了在中国国内的大型摄影采访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他完成了图文并茂的《沿着马可波罗足迹》一书,出版了中英文单行本,并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晚报》,香港的《文汇报》,台湾的《中时晚报》,美国的《中报》等连载,获得广泛的好评。

永不滿足现状的金伯宏在1990年大胆决定回国创业,他在北京丰台区发起策划创建大型主题性公园——《世界公园》。公园1991年开土动工,1993年建成,花费约1.5亿元,建成当年就收回1.3亿元。1993年9月6日,对于金伯宏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至《世界公园》正式开园庆典还有两周时间,他和住常一样乘坐小汽车奔波于繁忙的工作之中,一个意外的急刹车,使多日过于疲劳状态下还处在打盹的他没有任何的预先心理防备,惯性的撞击致使他颈椎损伤,造成无法医治的高位瘫痪……。

这也许是上帝有意和他开了个玩笑,只不过玩笑开的有点太大了。从此,金伯宏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但却是更艰难、又磨练毅志的一页。可以想象,这一段生活起初对他来说有多么痛苦。用他自己曾经写过的一本书名来概括可能更恰当一些:那就是上帝成全他修练成为一名《走过‘天上’、‘地下’的苦行僧》。也正象佛教禅宗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经历过“大死”的人才能获得“大活”。他的新作《我在美国学摄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金伯宏在回忆那段时期时这样写道:“我由于是颈椎损伤,两手的关节严重僵化,肌肉萎缩,只有两个手指勉强能动。我开始自学电脑,尝试上网。翁乃强来看望我时建议我写自己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经历。我重新积蓄起力量,每天利用精神最好的几个小时艰难地开始了写作。3个月后,我把6万多字《我在美国学摄影》一文寄给了《中国摄影报》。我忐忑不安的等待着,半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音信……当摄影报总编何志云带着编辑部同事来我家,通知我报纸将全文一字不减连载我的文章之后,我象获得了新生那样高兴,我对自己又有了信心,我还能做成事情!98年底12万字和几十张照片的《一个摄影家在美国》一书出版。读者给我来信,说读了我的文章深受感动,获得了精神力量。其实从此我也找到了自己活着的意义。”

熟悉金伯宏的人都会发现,他并没有被厄运和伤残所吓倒,反而变得更坚强、更自信、更富创造力。2000年他创办了《中国收藏家》网站。因为我也喜欢研究一点有关艺术收藏的知识,特别是对陶瓷和老照片特别关注,时常去北京潘家园逛荡,在那里竟几次和金伯宏相遇交谈。
身体的伤害反而使金伯宏更热爱生活,珍重友情。他再也不是当年被人称呼的“金少爷,”而成为一个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的慈善者。他把自己两本长篇小说的稿费全部捐助给了残疾人事业,06年被评为北京市残疾人自强模范。从08年始,他从自己的积蓄中每年拿出超过十万元,捐助北京的残疾人和四川地震受伤的孩子们。

金伯宏始终对摄影事业深度热爱,如今虽不能象当年那样四处奔走拍摄,但却仍不忘总结早年摄影经历,并重视对中国摄影史的研究。他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有意收集有关中国内容的老照片,我和吕小中等人在1998年尝试创办国内第一家专营摄影作品的“海兰云天艺术画廊”时,曾把想开辟一块专营中国老照片复制品的想法与金伯宏交换意见,没想到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

金伯宏的家成为摄影界朋友们经常聚会的场所,2009年是《四月影会》成立30周年纪念日,在京的《四月影会》部分成员约20余人又被他邀请到他在紫竹桥附近的住所聚会数次,也只有他的客厅中可以容纳下这么多的人。曾经的年轻人都已年近花甲,大家在一起谈摄影、叙友情,并讨论如何为30周年做点事,为中国摄影事业再做贡献。金伯宏和王志平等人建议再举办个纪念展,但当时争论很激烈,每次会后都是金伯宏请大家在他居住的附近饭店会歺。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在2009年金秋时节,为纪念《四月影会》30周年邀请展《同年》在北京798艺术中心《映画廊》开幕。《四月影会》最终以大团结的面貌完成了一个历史阶段的史命,这其中金伯宏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想必金伯宏应属于此类人物。但我知道金伯宏决不是坐享清福的等闲之辈,他一生都在探索,都在拼搏!如今,身经干锤百炼早已参透人生哲理的他,我们期待着能有新的传奇故事继续演绎……

李英杰 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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